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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行贿行为惩处力度的对策和建议
来源:姑苏区纪委 监察局    发布时间:2017-03-20

行贿犯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等国有单位以及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人员财物的犯罪行为。行贿犯罪往往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但从当前腐败现象特别是贿赂犯罪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重视打击受贿犯罪而忽视行贿犯罪的情况。从常理上分析,行贿人的数量一定比受贿人的数量多,但是现实中行贿案件的查处数量却远远少于受贿案件,并且对行贿人的处罚一般都比受贿人要轻缓许多。在当前形势下,加大对行贿行为惩处力度显得尤为迫切。

一、近年来我区行贿行为呈现的特点

从行贿领域来看,发生的领域相对比较集中。经对近年来办理的行贿案件涉案行贿行为进行分析,行贿人涉及范围较广,但以企业负责人、个体经营者为主。行贿事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围绕工程承包、拨款、验收、结算而行贿;二是围绕土地征用、拆迁补偿而行贿;三是围绕争取项目、争取资金而行贿;四是围绕推销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而行贿。

从行贿手段来看,一是行贿次数多且金额小,行贿行为呈现出数额小而次数多的现象。二是利用宴请之名拉拢腐蚀。近年来我区所办理的贿赂案件,行贿人以吃饭、宴请等名义约见受贿人,在席间行贿的占多数。

从行贿时间来看,利用传统节假日行贿的情况较多。近年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行受贿犯罪越来越少,大多数行贿者已经不再是为一时、一事之利而行贿,而是谋求与受贿者建立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通过细水长流式的各种人情往来,权钱交易往往披上人情往来的外衣,利用婚丧嫁娶、假日节庆等淡化行受贿双方的罪恶感。在办理的行、受贿案件涉及的行贿行为中,利用春节、中秋节等中国人较为重视的传统节日,以红包、拜年形式行贿的占多数。

二、行贿行为惩处不力造成的危害

长期以来,反腐的重心一直放在惩治腐败官员上,无论从立法上还是执法过程中,都偏重于受贿犯罪,这就造成了一些行贿者的“有恃无恐”,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行贿者的行为,是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一)违背法律的公平正义

行贿罪一般与受贿罪对合出现,如果对行贿犯罪无原则的从轻处理,就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大量行贿人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必然强化了其他行贿分子的侥幸心里、促使他们在犯罪道路上越陷越深。行贿也随之成为一项高赢利而低风险的活动,使得社会大多数人产生“行贿无罪”的错觉,导致刑罚的适用达不到应有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不利于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和防止。

(二)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公平竞争,行贿者的存在,导致未行贿的其他竞争者很自然地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位置。通过贿赂手段达到竞争目的行为,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法则,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得市场信号失灵,资源分配不公,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要从行贿者这个“源头”抓起,让投机取巧没有滋生的土壤,才能还社会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三)导致社会风气变坏

行贿盛行导致了凡事以钱开路、行贿收买的歪风,都把依法腐化、索贿行贿当做顺理成章的事,助推了“拜金主义”和“金钱万能”的社会风气。一旦行贿成为一种文化,就会带动社会风气的变坏,社会风气不好又反过来成为官员腐化堕落的温床,腐败因此变得适应性极强,无形中增加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难度。

(四)危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

行贿人用糖衣炮弹收买腐蚀干部,把我们的一些国家干部变成了腐败分子,这不仅毁害了经党和国家培养多年的干部本人,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其政治上的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最终必然危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

三、行贿行为惩处不力的几点原因

(一)法律规定不够明确

关于“财物”的概念不够明确。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要求比较严格,我国《刑法》规定“财物”作为行贿的方法或为认定该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犯罪的一个客观标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贿赂犯罪出现了各种新的形式和新的特点,许多行贿人为了规避法律,并不仅仅限于采取物质上的贿赂,开始越来越多给予非物质利益的贿赂,如旅游、子女上学、升迁、性贿赂等等。这些非财物性的行贿方式难以定性、取证和查处,其社会危害性并不比直接给予财物小,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查处的难度很大。

关于“不正当利益”的概念不够明确。我国刑法在行贿犯罪构成设计上,要求行贿罪的成立以行为人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素。何谓“不正当利益”,《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然“两高”在1999年3月对此作出司法解释,但此规定仍显模糊,使得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多数人认为“不正当利益”是指违反目前的法律、法规规定所得的利益,因而对“不正当利益”含义的理解等同于“非法利益”,这样大大缩小了构成行贿罪的范围,对于“非法利益”以外的其他“不正当利益”,由于观点不一,执法者在查办案件时往往顾虑较多。

对行贿人“从宽处理”程序标准不够明确。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追诉前能主动交代行贿事实的,应当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而在现实中,行贿人的“主动交代”程度相差很大,从轻、减轻、免除处罚幅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就需要法律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因为执法者为了获取受贿证据往往过度体现了“坦白从宽”的原则,这造成不少行贿者虽然没有“自首”或“检举揭发”的表现,也可以获得宽大处理,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二)突破案件的现实需要

贿赂犯罪虽然是典型的对合犯,但由于贿赂犯罪极为隐秘,还日趋复杂化和智能化,物证与书证极难获取,这就导致查处贿赂犯罪对言词证据尤其是口供的依赖性非常高。而由于贿赂犯罪往往当事人极少,涉嫌犯罪的双方通常都是“一对一”行贿人和受贿人又因共同利益容易形成“攻守同盟”,要想获取贿赂犯罪的口供极为艰难,现实办案中,从打击腐败行为的办案重点出发,经常采取先突破行贿后突破受贿的模式,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行贿人在追诉前能主动交代行贿事实的,应当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为了解除行贿人的顾虑,给行贿人以免于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政策承诺”遂成了重要手段之一。

四、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行贿者之所以能把受贿者拉下水,受贿者的内因起到决定性作用。要从源头上遏制行贿行为,还是要从自身上找原因,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自身素质高,行贿者自然就会失去行贿的对象和机会。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防治腐败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改革,切实加强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将会有大幅度提高。

(二)完善立法,充实惩治行贿行为的法律依据

明确“财物”的概念。行贿罪中“财物”的定义过于狭隘,已不能适应当前实际,应充实对行贿内容的规定,将非物质利益贿赂规定到法律条文中。具体来讲,能满足受贿人各种需要的一切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可以视为贿赂。因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需求和爱好是多元的。既然如此,金钱和物品以外的其他能够满足受贿人需求的利益均可以用来行贿。明确“不正当利益”的概念。“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刑法解释是行贿犯罪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构成要件结构层面,表现为刑法第389条第2款是否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在构成要件理解层面,表现为如何具体认识不正当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在构成要件关系层面,表现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是否需要与给付贿赂的客观行为要件形成明确对应关系。对这些问题应作出明确的回答,以统一司法适用。设立行贿罪的罚金刑制度。我国对于行贿犯罪,除法人行贿犯罪外,均未设立罚金刑,这是运用财产刑打击犯罪方面的一个空缺。可以增加对行贿者增设罚金刑。在很多情况下,行贿者之所以不惜重金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行贿,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行贿数额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利益。因此,司法机关在打击行贿犯罪时,对那些企图通过行贿手段而获取利益的行贿者,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应强化对行贿所得利益数额进行调查、分析与认定,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增加其犯罪成本。

(三)严格执法,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

刑罚是最基本的预防犯罪途径,只有惩治有力,才能增强威慑效果,依法打击行贿犯罪,首先正确适用行贿犯罪特别减免条款。必须在明晰梳理其与自首、立功的条文关系的基础上,做到合理规范行使刑罚自由裁量权。在尊重自由裁量权和注重量刑规范的前提下,还应当不断增强区分行贿犯罪不同情节的能力,重视考察行贿人的主观恶性,合理的、有选择的予以从轻、减轻及免除刑罚,做到既要让符合条件的行贿者减免刑罚,又避免失之于宽,让不符合免罪条件的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四)完善制度,扩大行贿档案容量

改进现有的行贿档案查询系统,增加违纪案件中的行贿人信息,同时与金融、工商、税务等目前成熟运行的信用评价手段相对接,将廉洁信用强制性、捆绑性地纳入其他应用较多的信用评价系统。在进行其他信用等级评价的时候,同时出具是否有行贿犯罪记录的证明。如将廉洁信用纳入到目前应用较广的个人信用报告,推动相关惩治制度的建设,相关主管单位或合作伙伴必须将廉洁信用作为是否赋予资格或开展经济活动的考量因素,从而充分实现行贿档案的社会价值。 

(五)扭转风气,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

一方面要纠正“宽容行贿”的社会文化,形成行贿可耻的社会氛围。要加大行贿违法犯罪的法律宣传,在全社会营造一个打击行贿行为的良好环境,提高社会公众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行贿也是一种犯罪,会受到刑法处罚的,使行贿失去社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要转变司法人员的执法观念,克服查处行贿犯罪失之于轻的现象,树立从源头上治理贿赂犯罪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