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来源: 苏州市纪委政策法规研究室     发布时间:2019-01-24    分享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下的政商关系概括为”“两字,清晰定位新型政商关系的本质要求,充满了辩证思维和现代治理理念。政商关系是政治权力、行政资源与经济利益、市场行为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良好政商关系的构建与政治生态的净化和优化密切相关,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分析政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把握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要求,探索行之有效的具体工作路径。

关键词:政商关系;政治生态;监督;反腐败

 

政商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权力、行政资源与经济利益、市场行为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1],良好政商关系的构建与政治生态的净化和优化密切相关,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苏州非公有制经济发达,推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苏州落地生根面临更大机遇、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商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反腐败实践表明,大量的腐败案件属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贿赂案件,与畸形的政商关系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商关系中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得到一定的遏制,但旧的政商关系弊端尚未完全根除,主要体现为政商关系而不而不两个方面: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有的官商仍心存侥幸,搞迂回战术,圈子结交更为谨慎,利益交换更加隐蔽,导致而不;少数官员对企业敬而远之,由原来的勾肩搭背变成背靠背,出现不担当”“不作为,缺乏为企业排忧解难的主动性,表现为而不。导致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的制度欠缺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不够清晰,政府部门掌握审批、资源分配等权力相对集中,刺激了企业和企业家依附权力的动机,以获得资源分配上的倾斜和审批的特权。工程承包、专项资金补助等领域这类问题表现明显,成为腐败案件易发多发领域。

(二)负面示范引发的破窗效应

不正当政商交往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如行受贿是典型的对合犯罪,往往是一对一发生,政商之间易形成利益同盟。这种隐蔽性增加了监管难度,部分畸形政商关系没有第一时间被发现和纠正,形成负面示范,引发破窗效应。此外,在以往的案件处理中,存在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的倾向,行贿处罚偏轻,行贿不正当利益核算难,追缴力度不大,经商一方能以较低成本获取高额经济利益,导致不当政商交往禁而不绝。

(三)庸俗政商文化的理念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奉行重农抑商,商人主动接近官员,依附权力,官本位文化残余仍有影响。部分企业家存在对公权力的崇拜和依附心理,遇到问题不愿意依法行事、依规办事,而是寄托于找关系”“找门路,相信潜规则而摒弃明规则,甚至在明规则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仍然深信熟人好办事,找人说情、托个关系方能安心。庸俗的政商关系理念,容易导致金钱权力化、权力金钱化,导致企业家过分重视个人间的人情往来和感情投资,影响了健康政商关系的建立。

二、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要求

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用精辟概括并系统阐述新型政商关系,到2017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再到2018年两会进一步强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才是阳关大道,政商关系话题被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及和强调。”“两个字言简意赅,充满了辩证思维和现代治理理念,也体现了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要求。

要相近而亲,真诚坦荡,平等相处。领导干部要商,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企业家要政,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要彼此清白,依法依规,坚守底线。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企业家要守规矩、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不能把官员等同于政府,靠关系经营谋求发展,搞亲密无间、拉拢腐蚀。政商要在”“的指引下良性互动,形成既真诚坦荡又不失分寸的最佳状态和内在关系。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路径

纪检监察机关在推动形成亲清政商关系上主动作为,做好制度治理中重要改革落实情况监督的再监督;拓宽日常监督途径,做好监管治理;强化标本兼治,参与推动价值治理。制度治理、监管治理、价值治理并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以政商关系之,促党内政治生态之

(一)      制度治理,使政商关系边界清晰化

让政府和企业各归其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权力运行公开化、透明化,政商交往规范化。一是深化简政放权。将简政放权作为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扭转企业过于重视经营政商关系的观念。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权力边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市场的事情推向市场来决定,降低市场主体市场运行的行政成本。二是加大政务公开。细化政府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常态化,通过政府网站、新媒体等渠道将相关信息及时传递到企业,扩宽网上办理服务的范围,让不见面审批成为政务服务的常态,减少企业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找关系心态。三是细化规范指引。通过发布政商交往守则等规范指引的方式,明确政商交往中可为”“不可为的标准,使公务商事活动的行为尺度清晰化。建立领导干部商事活动备案、利益冲突报告、回避等制度,划清政商交往界限。建立常态化的政商沟通渠道,发挥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的功能,畅通政商双向信息互通。

(二)  监管治理,使政商交往规矩严明化

持续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强化政商关系突出问题的治理和政商交往的日常监督,严肃查纠问题,让政商交往规矩的高压线全天候通电一是建立常态化的监督制度。督促党委党组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治理畸形政商关系纳入管党治党重要内容。纪委监委加强专责监督,重点排查领导干部不作为”“慢作为”“刁难企业”“吃拿卡要”“利益输送等政商关系中的典型问题,开展靶向整治,以严格监督推动深度治理。二是建立有效的追责问责制度。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纠正政商交往中存在的问题,防止小错酿成大错。严管干部,准确把脉畸形政商关系背后的问题实质,严肃责任追究,形成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的刚性约束。建立行贿受贿一起查机制,将查办结果运用到社会信用体系中,追缴不正常利益,提高企业、企业家围猎干部的法律成本、经济成本、信用成本,让经营畸形政商关系无利可图,封堵破窗效应。三是更新监督治理的手段方式。建立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监督的有效途径,将监督范围扩展到社交圈 、生活圈、休闲圈。探索开展对廉政风险的嵌入式监督,精准化实施风险防控。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开展监督,多方采集数据,打破海量数据信息孤岛有效发现政商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如运用苏州市全面从严治党智慧监督平台,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监督工作全年365天24小时无休。

(三)      价值治理,使政商文化理念健康化

文化是影响政商关系的潜在性、基础性因素,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仅是一场行为革命,更是一场文化革命,亟需健康政商文化的支撑。一是重视文化宣传的引导作用。持续加强”“文化建设,通过举办讲座、组织研讨、选树典型等方式,引导公职人员和企业、企业家树立”“意识,培养依法行使权力和依法经营习惯。鼓励企业集中精力抓发展,让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够胜出、受褒奖,让信奉潜规则、见利忘义的违规者付出高昂代价。二是树好激励担当作为的鲜明旗帜。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落实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鼓励干部在公私分明的前提下,与企业健康交往,为企业发展服务,对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的干部加大保护力度,帮助他们打消顾虑、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三是发挥警示教育的震慑效果。既重视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又重视发挥反面教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对畸形政商交往引发的腐败案例加大通报力度,发挥反面教材的警示教育作用,向政商传递正风肃纪的强烈信号,让”“成为政商共同的价值遵循。(陈玲)

参考文献:

[1]方世南:《在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同步一体优化中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党政研究》20170316-21